长期视角看，推进户籍城镇化和大都市圈建设是进一步消费升级和产业升级的必要基础。虽然表观城镇化已近6成，但是中国户籍城市化率和“大城市化率”均远低于这一水平，真正意义上享受“大都市”生活便利和生活水平的人口比例仍不高。户籍城市化及现代都市圈发展滞后，且部分城镇基础设施建设仍有“短板”，均对实现消费扩容、产业升级、及生产力提升等中长期目标形成制约。我们通过理论分析和跨国比较具体阐述了新型城市化对推动中长期发展的重要意义。
中国城镇化的现状及“短板”
中国“表观城镇化率”达6成，已超世界平均55%的水平，但离OCED国家8成以上的城市化率仍有差距。1978年末，我国城镇常住人口仅1.7亿人、表观或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18%。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城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1）1978年至1995年是城镇化的爬坡期，表观城镇化率从17.9%上升到30.5%，年均增长0.64个百分点。2）城镇化率达到30%以后，1996年至2010年，中国城镇化进入加速增长期，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30.5%上升至50%，年均增长上升至1.37个百分点；纵观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在城镇化率突破30%后，通常进入一轮城镇化快速发展期。3）2011年到2018年，在突破50%以后，城镇化率从51.27%上升至59.2%，年均增长1.19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人口向大城市聚集的特征变得更加明显。2018年，中国表观“城镇化”率达到59.2%，略高于全球平均55.3%的“城市化”率，但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表观“城镇化率”和国际惯用的“城市化率”不完全可比，我们在后文中将对此做进一步论述。与不同国家对比来看，中国的城镇化率普遍低于发达国家，OECD国家的平均城镇化率已经达到80.6%。与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城镇化率高于印度（34.0%）、泰国（49.9%）等国，但也低于俄罗斯（74.4%）、巴西（86.6%）等新兴经济体。
城镇化在中国呈现城乡流动人口比例高，城镇化率/工业化率比值偏高、而城镇化率/服务业占比的比值明显偏低等特点。但“支撑”这个现象的两个因素均在消失。根据统计局定义，农民工是指户籍仍在农村、年内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或外出从业6个月及以上的劳动者。2019年，中国农民工的规模已经达到2.91亿人，占中国总人口21%，占全国就业人员37.5%。也就是说，全国每5人中就有1人是农民工，就业中每5人有近2人是农民工。自从2008年统计局开始正式进行年度农民工调查以来，数据显示，农民工的规模从2008年的2.25亿人上升到了2019年的2.91亿人，而占比从29.8%上升至37.5%。除此以外，与OECD国家相比，中国存在“工业化高度发达、城镇化相对落后”的现象。2018年，中国工业化率、即工业增加值占GDP的比例为41%，同年城镇化率59.1%。相比而言，全球平均的工业化率25.4%，而城市化率55.3%，全球平均的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比值为2.2，显著高于中国1.4的比值。在发展过程中，发达国家达到工业化率峰值的时候，城镇化率往往达到了70%左右的水平——美国1956年工业化率达到39.1%的峰值，当时其城市化率67.8%；日本1970年工业化率达46.7%的峰值，当时其城镇化率71.9%；德国数据最早追溯到1970年，当时其工业化率48.3%，城镇化率72.3%。随着服务业的兴起，中国的工业化率从2011年开始下降趋势，当时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50.5%。一方面，中国能够在相对较低的城镇化率基础上形成完整的产业链和高度发达的工业，主要的（中国特有的）支撑因素有两个，一个就是中国特色的农民工现象，为工业化提供了充足的劳动力；另一方面，1990年中以后外需占比的大幅上升，支撑了中国工业化的产能超前于中国本地成品需求的扩张。“工业化超前于城镇化”硬币的另一面，就是服务业发展水平相对仍然偏低。
中国表观“城镇化率”和国际惯用的“城市化率”在反映人口在城市聚集的比例上不完全可比。中国的“城镇化”与国际比较中的“城市化”存在一定差别。一般而言，城市化指代人口向城市的聚集，以及相应而生的迁移人口的生产、消费等生活方式的全方位转变。而中国的“表观城镇化”有一些特色。中国统计的“城镇化率”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于行政区划变动，这一部分可能占到城镇常住人口增长的3-4成。具体来看，城镇常住人口增长的来源主要为三——城镇人口自然增长、迁移增长、和行政区划变动带来的人口增加。上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开展了大规模“县改市”等行政区划调整，加速了表观城镇化率上升；2010年之后又开展了一轮“县改区”。这些行政区划的变动，主要是由于随着区域经济的发展、许多地区的行政区划层级已经不适应管理的需求，出现“小马拉大车”的现象，但行政区划调整的浪潮中也出现了一批“不符合城镇标准”的县级单位“超前”设市的现象[1]。根据文献的估算，自90年代以来，行政区划变动对城镇常住人口增长的贡献率可能达到3-4成。直接通过行政区划改变造成的表观城镇化率提高，事实上并没有改变当地居民原有的生产、生活、消费方式。也没有严格意义上经过“城市化”的聚集、发展的自然过程。所以不论是在生产组织方式、产业集群、生活水平、聚集程度、还是城市软硬件和配套基础设施等各方面，与自然形成的城市相比均存在一定的差距。
概念层面的差距以外，目前中国城镇化存在户籍城市化率远低于表观城镇化率、以及聚集程度偏低两个“短板”，中长期看，这两方面的不足可能会对中国实现中长期发展目标产生一定的制约。另一方面，打破中国城镇化在这两个层面的瓶颈，将在多个层面推动中国优化经济结构、提高增长质量的一系列目标，包括提高资源配置效率、提高劳动生产力、提升产业链附加值、扩容国内消费需求等——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两个章节中对这些观点进行更为详细的论证。
► 中国“户籍城镇化率”远低于表观城镇化率。2018年，中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59.6%，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仅为43.4%，后者相比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而言明显偏低。表观城镇化率和户籍城镇化率间的差值为16.3个百分点、或约2.3亿人口。这些人口多为中国最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农民工。由于种种原因，城镇化“含金量”不足，实际达到现代都市生活标准的人口比例很可能比户籍人口城镇化率更低（见上文及第四-五部分）。此外，近年来，城镇户籍人口跨区域流动的现象越来越普遍。虽然这部分人群拥有城镇户籍，但是其城镇户籍不在本地，生活同样受到诸多限制，生活质量受到一定影响（更多相关分析，请参见以下第四部分“加快户籍城镇化的中长期意义”）。
► 相比同样人均收入水平的国家和发达国家，中国大城市化率和“高能”城市集群明显落后。虽然有北上广深等超级城市，但是中国居住在100万、500万以上较大城市的人口占比依然显著偏低。从全球近百年的经验来看，绝大多数国家的人口都在持续向城市群、都市圈集聚。城市化存在两个阶段，从城镇化到城市群、都市圈化。从美国、日本的发展经验来看，在其城市化率达到60%后，此后的城市化率上升几乎完全由“大城市化率”提高推动。美国的总体城市化率从1950年的64%上升到2020年的83%、提高19个百分点，同期100万城市人口比例从24%上升至47%、大幅提高了23个百分点；进一步分析其结构，500万以上城市人口占比从1950年的不足8%上升到了2020年的接近23%。日本的情况也非常类似。大城市“集群效应”，在知识经济时代为推动产业升级尤为重要，降低交流、交易、物流成本的效果在服务、高新技术、金融、制造等行业更加明显（具体请见“推进大都市圈建设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和动力”）。
加快户籍城镇化的中长期意义
非户籍人口面临的制度性制约是他们在收入、财富、人力资本积累、生活水平诸多方面处于相对劣势的重要原因。多数城市在就业、置业、医疗、教育，甚至购车等一系列的领域，对非户籍人口均有更严格的约束。这一体制差异带来一系列“连锁反应”，包括农民工退休（返乡）年龄偏早、缺乏连续就业经验及人力资本积累、财富积累薄弱、消费水平偏低等一系列互相关联、互为因果的现象。以中国10大城市为例，列举对比了各地具体落户政策；以及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医疗、置业、购车等方面对户籍和非户籍人口的不同政策。
中长期看，加快“户籍城市化”有利于提升全要素生产率，优化经济结构。具体看，加大“落户”比例有望有效推动总体居民收入和财富的增长、提高生活质量、释放消费潜能；优化劳动力资源分配、提高劳动力资源总体素质、促进连续就业、并延长全民有效退休年龄。具体而言，加快推进“户籍城市化”有助于从以下5个方面推动高质量增长：
1. 户籍城市化推升居民总体财富增长及生活质量
据统计局近日发布的《2019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2]显示（以下简称“农民工调查”），截止去年（2019年）底，全国共有2亿9千万农民工，占总人口的20.8%，总劳动人口的37.5%。其中的46%、即1亿3千5百万农民工年末在城镇居住——意即虽然未能落户，但仍然选择常年在城镇居住、工作的农民工人数达到中国总人口的9.6%，劳动力人口的17.3%。
► 从农民工相关的统计数据分析，非户籍常住人口收入偏低。中国目前在城镇居住的非户籍人口，和中国最大的“流动人口”群体就是在1992年后开始大量涌现的农民工群体。农民工调查显示，农民工群体的主要就业分布在制造业、建筑业、和一部分服务业，农民工分行业的平均收入在3200-4700元/月，相对于同等职业的城镇非私营单位职工低2-4成。同时，调查显示农民工多集中在服务业中相对附加值较低的行业，包括居家服务、批发零售、交通运输、及住宿餐饮——这些行业的平均收入水平虽然高于第一产业，但相比较高附加值的服务业仍有差距。
► 农村居民财富积累相对薄弱。统计局《城乡一体化住户调查》显示，农村居民总收入中财产性收入占比仅2.4%，远低于城镇居民10.4%的平均占比。总量上，农村居民年度总财产性收入仅为城镇居民的8.6%、或约十二分之一。造成农民工收入和财富积累水平偏低有多重原因，但其中较为重要的一点是各城市对非户籍人口在就业、社会保障、教育和置业各方面较之户籍人口实行更强的限制 。
► 就整体生活质量而言，流动人口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仍有差距。2019农民工调查显示，农民工人均居住面积为20.4平方米，低于城镇36.6平米、以及农村37.1平米的人均居住面积。同时，农民工居住条件呈现与相处城市体量“反相关”的特点——农民工在50万人以下城镇的平均居住面积为23.7平米，而在500万人之上城市人均仅有16.5平米的生活空间，居住条件随城市体量快速递减。居住条件以外，调查显示，城市流动人口对子女教育升学难、学费高等方面的忧虑近年明显上升，城镇“归属感”不足，对社区活动的参与率偏低——这一系列数据总体反应非户籍人口的整体城镇“生活体验”不及户籍人口。大力推进流动人口“落户”，有助于在城市规划中更为贴近常住人口数量、完善相应的“配套”软硬件设施建设，包括民生基础设施，教育、医疗资源配套等（我们将在下一章节对有关城镇、尤其是大城市人均配套设施不足的问题展开进一步讨论）。
2. “落户”释放消费潜能
数据显示，流动人口人均消费额为城镇户籍人口的四分之三左右，但大幅高于农村居民。从上一节对收入、财富、生活水平的比较不难得出农民工消费能力相对偏弱的推论。虽然即使落户之后，新市民在就业分布、收入及人力资本提升等方面的变化仍需时日，但社会保障水平提高，消费、置业、创业甚至借贷等各方面壁垒的打破均有望较快提升边际消费倾向。流动人口、这一占全国总人口2成以上群体消费能力的扩张，势必明显提升中国扩大内需政策的效力，促进经济结构向消费、服务业主导进一步转型。
3. 加快推进农民工落户有利于提升城乡和产业间的资源配置效率
户籍壁垒为人力资源配置进一步优化带来了不小的“摩擦力”。自从2005年中国沿海出口重镇第一次出现较大面积的“用工荒”以来，城镇一些行业劳动力紧张的声音就不绝于耳。与之相对应的是，中国第一产业劳动生产力仍然明显偏低，显示优化城乡间劳动力资源分配仍有空间。农民工调查显示，2019年农民工月均收入为3960元，大幅高于同年农村月均1340元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中国制造业中农民工就业接近8000万人，约占制造业总就业的6-7成。近年即使在外需增速明显下行的背景下，农民工制造业平均工资仍录得了6.1%的上涨，显示需求保持比较“饱满”的状态。同时，农民工在建筑业、批发零售、居民服务、交运仓储、餐饮旅游这些近年发展较快的行业占总就业比例较高，且平均收入在建筑业和交运仓储等领域上涨较快，显示较大的劳动力需求。城乡收入差距保持较高的水平，而第二、第三产业仍有相关行业存在劳动力缺口，显示城乡的户籍壁垒仍对劳动力资源最优分配形成较大的阻力。
推动人口从生产力较低的地区/部门向生产力较高区域的流动是改革开放以来重要的“制度红利”。如我们在报告原文的专栏2中详细阐述的，中国制度+科技进步红利带来的全要素增长率在1979-2007期间对增长的贡献达到年均3.7个百分点，占比约三分之一。我们认为，制度红利、尤其是促进人口、土地、金融等资源效率大幅提高的一系列改革是中国全要素增长率常年保持在较高水平的关键因素。目前，我们测算中国的综合人力资源（包括劳动力数量、工作时长、以及劳动力技能水平）增长已经大幅下降至年均1.3%的水平，和1979-2007年间平均4.1%的增速有较大差距（其中劳动力增长已经基本消失），对增长的贡献由之前的25.7%下降13.5个百分点至12.2%。加快落户，对延长中国大量的流动人口有效劳动时间，以及增强职业技能积累的连贯性均会有较大的提振（具体请见以下两点分析）。
同时，加快实际已经居住在城镇中的流动人口落户，对优化城市资源规划、缓解生活成本高、教育医疗等核心资源稀缺等“大都市病”均有帮助。由于城市各项配套资源的规划常以户籍人口作为基础，虽然有些情况下会加入一部分常住人口，但从目前统计数据来看，大城市的人均资源明显不足——中国城市人口越多，人均医疗、教育、和住房资源就越稀缺，除了其他结构性原因外（见下一章节详解），城镇规划过程中对流动人口的需求无法做到准确的估算也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
4. 城市落户促进农民工连续就业及其人力资本的积累
户籍制度壁垒不利于流动人口通过连续就业、在职培训等渠道积累人力资本，提升生产效率。由于农民工不能市民化，导致每年春节期间中国上演全球最大规模的人员迁徙。春运期间，年均运输旅客人次达15亿人次。每年春节的“重置”，迫使农民工频繁“跳槽”，难以形成固定职业，积累人力资本。人力资本，由劳动力数量、劳动力累积工作时间、及其质量（包括受教育程度、熟练程度等）多个方面的因素决定。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有关调查，我国新生代农民工最短平均0.11年“跳槽”一次，最长平均两年流动一次。64.9%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半年内就会更换工作一次，坚持一年以上的仅为2.7%[3]。在中国目前提倡高质量发展，大力促进制造业升级、扩大内需的政策目标下，农民工人力资本提升受限的“短板”，无疑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制约。
5. 落户有助于延长农民工有效“退休”年龄，增厚中国有效人力资本存量
目前农民工在45岁以后大量返乡务农，而城镇劳动者平均退休年龄为55岁左右[4]，两者较大的差距源于多方面因素。一方面，城镇对非户籍常住人口在享受教育医疗等社会保障、置业、创业等方面仍存在一系列限制；另一方面，农村集体土地确权、入市、流转在很多地区仍存在障碍，导致农民工较早从城镇“退休”，回归乡村，形成“不充分就业”。这一点看，加快农民工落户将有效延长农民工退休年龄，可谓改革中“低垂的果实”。农民工调查显示，2019年农民工平均年龄40.8岁，5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快速提高。同时，外出务工农民工的平均年龄小于本地务工农民工近10岁，而后者中50岁以上占比比前者高出23个百分点，显示随着年龄增长，迁移意愿明显下降。与之互相印证的是，农业就业人员呈明显“老龄化”趋势。
延长农民工有效退休年龄将快速增厚中国有效人力资本存量。自2012年起，中国15-59岁的劳动人口连续8年净减少，累积减少2.8% /约2600万人。试想，如果占比中国总人口2成以上、占劳动力37.5%的农民工群体得以在城镇安家落户，拉长有效工作年限（加长有效工作时间），并通过连续就业（增加熟练度）提升其人力资本存量，将对中国总体人力资本提升带来举足轻重的贡献。如报告正文的专栏二显示，随着劳动力总量收缩，近年中国人力资本增长对GDP增长快速下降，不足改革开放初期三分之一的水平——在此背景下，打破制度壁垒对累积有效劳动时长、技能积累等方面的限制，显得尤为紧迫。
推进大都市圈建设是经济转型升级的重要基础和动力
虽然中国有15个人口在1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但相对于中国的人口体量和工业化程度，城市的“成色”仍有待提高。一方面，有相当比例的“城镇化”未经历完整的自然积累阶段，由行政区划性质变化直接由乡村转为城镇，人口和产业聚集程度偏低。另一方面，中国居住在大城市人口比例低，产业和人员分层较为成熟的“大都市圈”数量较少——核心城市的产业密度有待提高，而临近城市的产业“相似度”又过高，不利于资源有效分配。加快“大城市化”与“大都市圈”的建设，在当前知识经济为主要增长点的发展阶段意义尤为重大。在提升生产效率及优化城市功能层面，推进大都市及大都市圈建设会在以下3个方面起到重要作用：
1. 大都市圈的建设对推进产业分层、提高资源产业配置效率起到关键作用。从全球城市化进程中，我们集中考察了大都市圈形成及其产业分层的进程。大都市圈一般都会形成单位面积人口和产出密度递减的内核、内圈、以及外圈。三个层级往往形成互补的产业分层，其中人均增加值较高的行业往往在内核最为集中、内圈次之、外圈最少。反之，人均增加值较低的、完成城市圈“辅助型”功能的产业往往更集中于外圈。在专栏1中，我们详细阐释了纽约大都市圈的产业和人口布局特征——概括而言，纽约大都市圈的“内核”中人均以及每单位面积的总产值遥遥领先，而高附加值行业如信息产业、金融地产、教育医疗、以及文娱餐饮等行业的占比较高，中等附加值产业如批发零售和建筑业在内核的比例偏低，而在内圈的比重较大。同时，外圈的增加值“密度”较低，农业和一般制造业较为集中。另一个角度观察，纽约大都市圈的“内核”经济总体量约占都市圈总产出的三分之一，而在整个经济圈中对高科技、金融、专业技术、文娱等“高能”产业的贡献超过半壁江山。反观中国的城市规划，地理位置较近的区域之间产业重合度仍然较高。中长期看，产业重合对形成高密度的产业集群，优化信息与市场资源共享均造成制约，不利于效率提升。
2. 大城市与大都市圈对推动产业升级和人才升级的作用在知识经济时代尤为重要。进入知识经济时代，我们观察到人才向大城市聚集的趋势再次加速，例如美国2018年受过高等教育人口在大城市的聚集度远高于1980年。究其原因，非常关键的一点是知识经济中的产业发展和“裂变”对信息交流及市场交易效率有更高的依赖度，而这有赖于产业和从业人员在一定空间中的“集聚效应”。在中国目前的发展阶段，中低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均已达到较成熟的水平、并形成了较完整的产业链。但在高端制造业以及高附加值服务业领域仍有较大的“补短板”空间。此时加大城镇化“密度”带来的“聚集效应”，将为高端制造业和服务业发展提供更肥沃的土壤。随着城市人口密度的上升，人均产出也明显提升。
3. 建设大都市“1小时通勤圈”、配套相应的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入市改革，对优化城市人口结构，缓解包括房价收入比偏高在内的“大都市病”均大有裨益。所谓都市圈，在空间形态上，简单地说就是在核心区周边形成“一小时通勤圈”，或已有核心城市周边50-70公里左右范围内（视不同地理环境有所增减），发展一批小镇或若干小城、相互连接后形成城市网络体系。中国户籍和农村土地相关体制的约束下，人口和产业在城市之间、城乡之间的流动仍存在较大制约，其中一个副作用就是城市圈不同层级的人口结构僵化，使得经济密度较大的内核和内圈，仍然由于历史遗留因素承载了很多已经不适于或无意在城中心居住的居民。城市的老龄化加快，以北京为例，2018年底60岁以上的老龄人口已达350万人，为户籍人口的四分之一。这部分人口对居住地离中心城区的距离要求下降，而对居住面积、环境、成本更为敏感，更适合从城市圈“内核”迁至“内圈”或者“外圈”居住。与此同时，由于核心区可供居住面积有限，大量在核心区工作的年轻人承受较高的房价、或者较大的“通勤压力”。横向比较，海外都市圈形成的过程中均有一个核心区人口相对年轻化、外来人口比例上升的特征，而核心区外人口密度递减、平均年龄递增。伦敦大都市圈形成数十年过程中，均伴随着年轻人迁入、老龄化人口迁出都市圈“内核”的现象。
专栏一、纽约大都市圈的形成过程，不同层级的产业及人口分布特色
纽约大都市圈是美国最大的都市圈，逐步形成了曼哈顿岛、纽约市、纽约都会区的三圈层都市圈体系。纽约大都市圈位于美国东北部，不仅美国最大的都市圈，也是世界最大的都市圈之一。纽约大都市圈以曼哈顿岛为核心，逐渐向外蔓延和扩散，在空间结构上形成了圈层：1）内核包括曼哈顿岛，是典型的中央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 CBD），总土地面积59.1平方公里，人口163万（2018年，下同），人口密度高达2.7万人/平方公里。2）内圈为纽约市区，包括纽约市辖的曼哈顿、皇后、斯塔腾岛、布朗克斯、布鲁克林等五个区，总面积约784平方公里，人口840万，人口密度1.1万人/平方公里。3）外圈为纽约都市区，是指与纽约市区经济高度联系的通勤区域，总面积8,936平方公里，人口2030万，人口密度2053人/平方公里，以纽约市为中心、横跨4州——包括纽约州上州的6个郡与长岛的2个郡，新泽西州的14个郡，康乃狄格州的3个郡，以及宾夕法尼亚州东北部的1个郡。
从产业的分布看，纽约大都市圈的三个圈层存在明显的产业集聚与转移梯度差异。在以纽约市为主的核心层高度集聚的产业大多是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知识密集型的现代服务业，如金融业、信息业、艺术娱乐业、科技服务业等；在内圈高度集聚的产业主要是经由核心层产业升级后转移出来的产业、如房地产，以及满足当地居住人口需要的零售业、医疗及社会救助业等；而其外圈则主要承载制造业（占整个都会区近90%）、农业，及部分服务于本地居民的零售、医疗服务业。
就业的分布同样呈现高度的聚集与阶梯度特征，纽约市内就业密度高，且办公室、事业单位类工作占比高。与产业的分布类似，就业同样在纽约市内高度聚集。纽约大都市圈813万私营部门就业中，有223万集中在面积占比不足10%的纽约市内。此外，从就业结构上看，纽约大都市圈不同圈层的就业结构也有很大的差异，例如，曼哈顿岛上金融、信息技术、专业技术服务的就业占比分别达到13.2%、7.8%、15.7%，而都市圈内纽约市外的第三圈层这3个行业的就业占比分别仅为4.9%、1.9%、7.9%；而另一方面，曼哈顿岛上医疗就业占比仅为10.5%，纽约市内其他区、以及都市圈内纽约市外医疗的就业占比分别达到了32.4%和18.4%；零售业、建筑业的就业占比在外圈也明显更高。总体而言，办公室白领类、以及娱乐酒店餐饮业的就业占比在纽约都市圈内圈占比较高，而医疗、建筑、批发与零售贸易的就业更多分布在外圈。
从就业的变动情况来看，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纽约都市圈的就业集中度不断提高，且智力密集型行业的聚集效应越来越明显。从2008-2018年，纽约大都市圈总体就业年均增长率1.5%，其中纽约市的就业年均增速达到了2.0%，而外圈区域的就业增速仅为1.0%。从行业来看，纽约市内集中了绝大部分的办公室白领类就业机会，教育、娱乐、酒店餐饮的净增就业岗位在纽约市区也集中度较高。具体到纽约市内部，过去10年就业聚集效应加强的特征同样明显，纽约都市圈的新增就业越来越多地集中于核心区曼哈顿，且曼哈顿新增就业主要在智力密集型行业及相关的支出型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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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举一例说明，1990年福建省福清县撤县设市——按当时标准，撤县建市必须具备三个条件，首先人均财政收入要达到100元，其次全县工农业总产值要达到15亿元人民币，最后要有一定的城市规模；但当时福清人均财政收入只有43元，工农业总产值7.3亿元人民币，不及设市标准的一半；城市规模也非常有限。
[2]http://www.stats.gov.cn/tjsj/zxfb/202004/t20200430_1742724.html
[3]http://www.cssn.cn/shx/shx_fcyld/201310/t20131029_740391.shtml
[4]http://finance.people.com.cn/n/2015/1015/c1004-27701024.html
文章来源
本文摘自：2020年5月12日已经发布的《为何推动新型城镇化是“长短皆宜”的政策必选项？》
